文科视野丨汪维辉：向大师学智慧 ——我读赵元任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甚至很愚蠢，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大师学智慧。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公认的天才和大师，我通过读他的书向他学智慧。

1948年年初，由于外孙女Canta经常生病，被如兰送到加州，由当过医生的外祖母抚养。Canta深得外祖父母的宠爱，还成了赵元任的语言研究对象。从她牙牙学语开始，他就做了详细记录，并录了音。1951年，赵元任发表英文论文“Cantian Idiolect”，这是语言学中少见的研究婴孩语言的科学论文。图为赵元任在研究外孙女Canta是如何学说话的（1950年代）

最先读的是《语言问题》，那时候我刚从宁波师专中文科毕业，在奉化师范学校任教。大约是1980或者1981年，偶尔在书店里买到一本《语言问题》，当时并不知道作者赵元任是何许人，完全是误打误撞撞上的。但是一读这本书，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天才啊！短短七八行的《新版序》，透露出作者含蓄的自信：“这本书从一九六八年再版以来又十多年了。（汪按：此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又有再印的计划，总是还有点儿用处吧？……除此没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原书没有大毛病，还是因为我自己学问近年来没长进的缘故？请读者断定吧。”接着看不长的《原序》，第一段就把人给逗乐了！作者讲到这次演讲总题《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里头的“跟跟”两个字，报馆的人打了三个电话来问是不是多了一个“跟”字，赵先生向他们解释说，一个是大“跟”字，一个是小“跟”字，不能省掉一个，“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第二段接着说：“我引这个例，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尽管通行的文字里不用‘跟跟’，甚至连一个‘跟’都少见，可是北京口语里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让它去‘跟’去了。”大师的机智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从此知道了北京话的连-介词（江蓝生先生用语）是说“跟”的。也是在这篇不到两页的《原序》里，赵先生向读者交代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为保存原来讲堂空气起见，除了上述的删除重复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旧。”也就是说，这书并不是先写好讲稿然后去做演讲的，而是根据演讲录音“听写下来”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太新奇了！书还能这样写！所以读这本书，就好像是听着赵先生在跟你娓娓谈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妙趣横生，真理闪耀，许多深奥的语言学原理，在听故事中就轻松愉快地领悟并掌握了。比如书中用一个赵氏改编版的德国老太婆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一生只用过一种语言的人，往往分不出语言跟语言所代表的事物来”这个道理。（3-4页）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我没有见过比这个故事更恰当的例子了，读过就不会忘记。这本书的内容和语言真是太有趣了，读着读着常常会笑出声来。我孤陋寡闻，一直认为赵先生的《语言问题》是最好的语言学入门书，常常向学生推荐。其实即使不学语言学，读读这本书也是可乐而且益智的。

可以说，是《语言问题》在我初入语言学之门时帮我树立了正确的语言观，让我大概知道了语言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其中有些内容我并没有读懂。几十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碰到语言学上的疑难问题，总会想到先去看一看赵先生是怎么说的。比如，我后来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汉语词汇史，关于词汇，《语言问题》第四讲《词汇跟语法》是这么说的：

一个语言里头最任意的部分就是它的词汇。你知道了这个叫“猫”，没法子知道那个叫“狗”；知道这么样儿是“来”，没法子知道那么样儿叫“去”；知道那么样儿叫“大”，没法子知道这么样儿叫“小”。固然有时候儿，有人说前高的元音比后低的元音，总代表小一点儿的东西，因为前高里头的音色高频率的声音多，后低元音是低频率的声音多，比方“丁呤当啷”的“丁呤”代表的东西小一点儿，“当啷”代表的东西大一点儿，在英文drip是小滴，drop是大一点儿的滴。可是这也不尽然，有时候刚刚相反。我有时候骗没有学过英文的小孩儿说：英文有两个字，你猜哪个是“大”，哪个是“小”，一个是［bɪg］，一个是［smɔ：l］。这样一说，小孩儿总是上我的当。你看，一个［ɪ］，一个［ɔ：］，用［ɪ］音的是“大”，用［ɔ：］的反而是“小”。所以知道了起头儿几个数目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还是没法知道底下一个叫“十”。你如果要把一个语言描写得完完全全的话，你得把全部词汇整个的记录下来，成为这个语言里的词汇，这是描写这个语言少不了的。

这段话把词汇的“任意性”说透了，这是词汇不同于语音和语法的地方，也是研究词汇的困难所在。

自从《语言问题》开了个头，我对赵元任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读他的文章，但还是读得不够多。印象比较深的有《我的语言自传》等。像《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和《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当时读后都启发极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而且此后再读，还是常读常新。

《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告诉我们语言是变化的，对待变化应持开放的态度，语言的正确与否其实是取决于使用场合是否得体——“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要看什么场合适宜于说什么话和说话人（或写作者）是什么身分。”其中谈到当时的人们如何学写文言文：“至于遣词造句、文法、体裁，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就是照着古代作家去做。”这句简单的话说出了文言成为一种死语言之后历代作家是如何学会写文言文的——“照着古代作家去做”，也就是模仿，模仿就难免会有误仿，这是研究文言发展史的一个大题目。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依照对符号的基本要求，分析了汉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在八个方面的优缺点：

1. 简单和优美。汉语是简单的，也是美的。汉语的文字系统当然是很不简单的，可是它在优美性尺度上的等级是高的。

2. 通讯性能。汉语除了语调之外还使用声调，声调是使汉语特别适宜于物理通讯的要素之一。不利于通讯的消极因素是方言的分歧。

3. 便于产生、传递和复制。汉语以声调作为载体和音节辅音尾子贫乏都有利于传递。在复制方面，汉语适应现代技术的程度不低于平均水平。汉字不容易学，复制、打字、排字所需的设备和程序都比字母文字系统复杂，这是缺点；但是一旦学会，它的丰富的花样有助于辨认，这比多次复现同一些少量的要素来得优越。

4. 大小适当。汉语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汉语的词简短；汉字的优点是双向度，能够节省篇幅，加快阅读速度。

5. 节省数目。表示一定数量的信息，符号复合体的大小是和所用符号的花样多少成反比的。汉字的优点是靠汉字的数量很多而获得的。汉语的音比较多，所以词长就比较短。

6. 符号复合体的结构跟对象的结构有关联。总的说来，汉语在是否有足够的结构容量来象征事物间的关系这一点上，和其他著名的语言并无区别。但是在复杂结构方面汉语多了一个弱点，因为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语的前面。符号的关联问题，汉字严重得多，汉字是语素文字而不是音位文字。

7. 辨别符号的能力和作业同义词（译按：作业同义词［operational synonyms］指便于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复杂称谓的简称、缩略等形式）的适宜程度。汉语语素和文字单位的单音节性对于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符号式作业同义词，有一定好处。汉语中的简称和缩略词总是给出语素而不是给出音位，或者从文字上说，总是给出字而不是字母。汉语里的缩略词都属于Cal Tech（加州理工学院）的类型，同样数目的片断提供的信息比较多，因此也更适宜于记忆、交谈和推断。

8. 普遍性。汉语已经具备了被一个极其巨大的社会使用的初步优点。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不但从文字上看是这样，因为应用一种文字来书写，从语言上看也是这样：因为在汉语的各方言中有一批共同的词汇单位，有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和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因此，汉语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种语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语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语。

赵先生站在世界语言和文字的高度俯瞰汉语，开出的这一份成绩单可以使我们对汉语和汉字的优缺点有比较准确清晰的认识。其中也随处闪烁着大师的智慧，仅举一例：

众所周知，在汉语里，古代的许多区分由于历史上的磨损而消失，结果出现大量的同音字。……现代方言通过各种途径作了自我调整，使口头交际保持必须让人听懂的水平，前面提到的劝孝文就是例子。

这清楚地说明了依靠“耳治”的自然语言是有自我调节机制的。

赵先生的文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语言高度口语化，谈学术问题如同聊天，正如吴宗济先生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序》里所说：“赵先生对语言科学的造诣，对边缘学科的贯通，在他的著述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乃至枯燥难懂的情节，都能用自然口语，如话家常；对现象的比喻，也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用大白话把深奥的道理轻松自如地说得一清二楚，这是一种大智慧。第二个特点是喜欢举例，这些例子很多都是赵先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生动有趣，用来说明道理，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方法了，让人由衷地钦佩赵先生观察的敏锐和思考的深入。比如《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在谈论语言符号是否便于传递时举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汉语音节的辅音尾子贫乏，是这方面的一个有利因素。有一次在北京西站站台上，我听到一个说英语的人向着远处的一个人大声招呼“Duff！Duff！”，可是得不到反应。当时我真想帮他呼喊成“Duffoo！Duffoo！”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确定对方的名字是Duff，Duth，还是Duss。

有些例子看似随意举出，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智慧，比如《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说：

在翻译外语词的时候，外语里有甲、乙两个意义的词可能等于汉语里只有甲义的词，当外语词用于乙义的时候，这个汉语词也会用来表示它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乙义。这如果是学生的练习，判它错就完了。但如果这种译法经常见诸出版物，达到足够的程度，那么汉语的词就将获得新的意义。例如“微妙”这个词通常只表示delicate的“精致”“灵敏”等的意思（译按：其实这些意义在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可见这个词的演变超过了作者保留的语感），用于社会或政治形势就讲不通，但是由于英语的delicate还有这种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在报上也看到“微妙”用于这个引申的意义。同样，“支持”（support）也引申到政治上，这是这个词原先的语义范围里面所没有的。我自己在谈到“支持”某个候选人的时候，还是用“拥护”这个词。diehards译为“死硬派”，这里的hard被误译成“硬”（跟“软”相对），而没有译作“难”（跟“易”相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难死派”。但是，我怕“死硬派”这个说法真的难以死亡呢。

这种现象就是后来朱冠明教授撰写长文所讨论的“移植”。（朱冠明《移植：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

赵先生对语言事实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兴趣，一生都在乐搜博采各种语例（沈家煊先生说：“赵元任对语言现象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和兴趣。”），这一点也对我影响深刻。这方面可以举《中国话的文法》为例。

赵元任在核对湖北人发音（1936.5）

依我的理解，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研究自然口语及其演变。赵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巨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52年李荣编译本《北京口语语法》，系据1948年《国语入门》的语法部分编译，后扩展为本书；吕叔湘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丁邦新译本《中国话的文法》）最能体现这种精神。赵先生在中译本《中国话的文法》的序里说：

书里的例句都尽量采用了日常生活中曾经说过的，或者能够说的句子。有时引用特别体裁的例子，像文言、白话文或者方言，都加以注明。

在这部书里，赵先生对这种研究旨趣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摘引一部分：

不过文法意义跟真实意义还是有关联，因为语言的种种语式到底是从日常生活应用中发展出来的。

中国话是什么？——所谓中国话，像本书的题目所用的，是指二十世纪中叶在不拘形式的场合里所说的北京话，有一点体裁随便的意味。

本书探讨的主要体裁是日常用语。

本书既然要对中文的一种重要体裁作切实的研究，就要尽可能地描写真正的口语。

在“1.2.2 引例的出处”里赵先生提到了下面几类：

（1）自创例——这些多半是我个人以语言学者跟发音人的双重身份所造出来的短例子。不过我……所以不能像道地北京人的发音那么绝对可靠。因此对于我认为可疑的例子都请别的北京人查对过。

（2）“中国文法实例”——这些是我多年来听到而随时记下来的跟文法有关的对话。这一类资料大都是北京话以外甚至官话以外的方言。

（3）国语会话留声片跟录音带——……这些资料都是随说随录，没有经过预先练习……真正随意的对话，是一面想，一面说，甚至常常只说而不想。

赵元任在准备录音铝盘（约1935年）

关于第一种材料，朱德熙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一文里说：

因为赵先生兼有语言学家的洞察力和作为“活材料”对北京话的敏感，再加上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国话的文法》这部书里的例句确实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尽管如此，书里也还有个别的例子看得出是受了吴语的干扰。（例如所举XXY重叠式的例子里有“壁壁直”［吕译本109页］，又“高兴不高兴出去野餐去？”“你什么事不高兴他了？”［吕译本326页］“大家吃饭的前头，你别吃点心。”［丁邦新译本64页］）

朱先生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可见即使是赵元任先生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也难免有“千虑一失”的时候。我们向大师学智慧，但是不应该迷信大师。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里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认为赵先生的“立言”是可以不朽的，一代一代的人都将从中学到知识和智慧。

这篇文章拟好了题目，也有了大致的思路，刚开了个头，恰好读到沈家煊先生在“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实验语言学”公众号2022年12月5日推送），题目是《大家来读赵元任》，文章最后号召“大家一起来读赵元任，读懂赵元任”。真可谓不谋而合。

作者简介

汪维辉，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训诂学和汉语方言学。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3年3月15日第13版：文化周刊·思想

编辑：寿容儿

责编：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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